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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
《解读孟浩然的隐居》——张安祖
来源:湖北文理学院孟浩然网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5-01-02 01:00:50
解读孟浩然的隐居 张安祖 盛唐时期国力空前强盛,极大地鼓舞着当时士人,他们大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通过各种途径投身仕途, 以期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而孟浩然虽然主要活动于盛唐的开元时期,但他却几乎在田园、山林与漫游中度过—生,终身不曾正式出仕,这在盛唐的著名文人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历代论者在评价孟浩然时都要首先论及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他隐居的原因,对他的推崇或批评也往往由此而生。 有人把孟浩然视为受襄阳先贤影响不合时宜的隐士,如闻一多先生就说: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 ……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1](p32-33) 对照孟浩然的人生轨迹和作品,这种观点显然十分缺乏说服力。孟浩然虽曾几次隐逸田园,但也曾积极求仕,49岁时还曾应张九龄之辟入其幕府[2];他的诗作中也曾多次表白自己济时用世的“鸿鹄志”、“济川心”,大声疾呼“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渴望得到汲引,甚至临死前不久还在慨叹“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近年来的文学史家有鉴于此,大多认为孟浩然一生生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退隐不过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徐鹏先生的《孟浩然集校注》前言论述颇具代表性: 孟浩然的隐居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不自觉的无可奈何的成分,他虽然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始终没有忘掉对政治的追求,在仕与隐、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 因此,即使在描写恬静的田园生活和寻幽探胜的山水、行旅诗中,也经常透露出这种思想上的痛苦和矛盾。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第四编第二章中也写道: 当他(孟浩然)求仕无门,而且应举落第后,就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放弃仕宦而走向山水,以示不同流俗的清高。 这种观点可以弥补前说的不足,似乎更合情理,因而广泛为人们所采用。然而,它过分执著于仕与隐的矛盾,把仕与隐的矛盾绝对化了,全面对照孟浩然的事迹和作品,不难发现也有不尽周严之处。首先,孟浩然有时并非“求仕无门”,并非“无可奈何”,而是主动放弃了仕宦的机会,坚持走隐居的道路。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记载: 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置诸周行, 必咏穆如之颂,因入奏,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朝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 如果孟浩然是“求仕无门”才去隐居的话,那么送上门的仕宦机会为什么却如此轻忽?这个事实虽然也为徐鹏先生等注意到,却未能做出合理的说明。其次,也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点,孟浩然的作品中尽管有少量带有牢骚的篇章,但就总体来看,给人的印象是平和安详的,无论如何不像出自一个时时挣扎在矛盾痛苦之中的人之手。 李景白先生注意到孟浩然对待“隐”与“仕”的态度并不矛盾,因而对上述两种“偏向”都有所批评,并试图以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立身行事的原则解释孟浩然对待“仕”与“隐”的态度。[3](p11)然而,从孟浩然的全部作品来看,他虽然有时会有牢骚愤懑,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他身处的开元盛世视为“天下无道”。既然如此,“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儒家原则同样无法说明孟浩然对待韩朝宗的主动举荐何以那么漫不经心的问题,我们还必须探求决定孟浩然对待仕隐态度的深层原因。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 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这段话指出孟浩然的创作、言行、交游都不是小于功利或矫饰的目的(“文不为仕”、“行不为饰”、“游不为利”),统摄他这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在于“求真”、“放性”。王士源与孟浩然约略同时,也是一位隐逸之土,此序写于孟浩然身后不过数年,应该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孟浩然留给当时士人的真实印象。 所谓“求真“、即探求真实的自我,“真” 即指本性而言;所谓“放性”,即任性,指放任个性的张扬,两句互文见义,皆是说要保持身心的自由,不受功利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这既是孟浩然统摄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自然也是他或求仕或归隐表象后面一以贯之的决定因素,孟浩然渴望济时用世,但前提是不妨碍自己身心的自由。在理想的状况下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如他早年的隐居读书正是为仕进作准备一样。而经过洛阳三年的耳闻目睹,孟浩然亲身体验到官场的黑暗,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不见容于官场:“物情趋势利,吾道贵闲窟”(《山中逢道士云公》),勉强求仕,也未必能达到济时用世的目的。为了保持真实的自我,他主动选择了归隐,他的《京还赠张淮》一诗真实地表现了他此时的心态: 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 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 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 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 孟浩然的朋友张子容(—说王维) 的临别赠诗虽说是劝慰之词,但应该说也体现出友人对他的深刻理解: 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于虚》(《送孟六归裹阳》)。 既然归隐是自己对名利场有了清楚认识后的主动选择,诗人虽然也有失意的牢骚与不平,但这种牢骚与不平自然并不十分强烈,而且时而还会流露出寻回自我的喜悦: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 因声谢朝列,吾幕颍阳真。(《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 明白了孟浩然由求仕而转向归隐的思想活动过程,自然也不难理解他对待韩朝宗的举荐的态度。他最初同意与韩—同赴京,“约日引谒”,后来喝酒喝得高兴。却又“毕席不赴’,表面上前后行为矛盾,其实都是出于“求真”、“放性”的考虑。为了“求真”、“放性”的需要,诗人只考虑—时的兴之所至,全然不理会世俗的人情世故,也不顾是否符合世俗的行为逻辑。 那么,孟浩然何以又会在49岁的“高龄”接受张九龄之辟入幕为宾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张九龄“与浩然为忘形之交”,深深了解孟浩然的为人,孟浩然认为在他的幕中不至束缚自己的个性,妨碍自己的身心自由,同时又有施展济时用世之志的可能,自可欣然接受。总之, 孟浩然在意的不是仕或隐,而是能否“求真”、“放性”。认识到这—点,就不难理解孟浩然的人生轨迹,我们所认识的孟浩然就不足矛盾的、分裂的孟浩然,而是和谐统一的孟浩然。 孟浩然的“求真”、“放性”,不仅直接继承了陶渊明努力回归真我的精神,而且也是“盛唐气象”在当时士人精神面貌的强烈体现。通常论者以李白为“盛唐气象”的代表人物,而李白对孟浩然无比崇敬,他曾在诗中写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笔者曾经认为李白所描绘的“实际上是他理想化了的孟浩然,表现的是他心目中的道家理想人格,而非真实的生活中的孟浩然”[4]。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肤浅的,必须加以修正,李白其实是深刻地理解孟浩然的,“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两句不正是孟浩然“求真,”、“放性”的形象写照吗?由于李白曾经以隐居作为仕进的“终南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