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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研究成果
《历代孟王优劣论简评》——王辉斌
来源:湖北文理学院孟浩然网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5-01-07 01:02:32
历代孟王优劣论简评 王辉斌 在中国文学史,孟浩然与王维,因各以其杰出的艺术才华,为唐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共同开创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而为当时与后世大批的诗人与批评家所称道。如杜甫在《遣兴五首》其五中就曾写道:“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并于《解闷十二首》其六中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这是对孟浩然其人其作的高度评价。对于王维的诗歌,杜甫亦进行了同样的评价,如他在著名的《解闷》一诗中即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既称王维为文坛“高人”,又赞其诗“秀句寰区满”,其对王维的推崇,仅此即可见其端倪。杜甫所持孟、王并重的这种公正的证价,曾为许凯《许彦周诗话》大加肯定,认为:“孟浩然、王摩诘诗,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老杜诗云‘不见高人王右丞’,又云‘孟怜孟浩然’,皆公论也。” 但自北串中期始,批评家们对于孟浩然与王维诗歌的评价,却出现了一种颇为明显的“优劣论”倾向,即其或抑孟扬王,或抑王扬孟。这种分高低、排座次的批评,虽然与批评者的诗学观念、审美情趣, 以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等内外在因素密切相关,但其作为一种文学观象而存在,却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请看清代批评家乔亿在(剑骆说诗》卷上对此的记载:“王、孟齐名,李西涯渭王不及孟,竟陵及新城先生谓孟不及王。愚谓以竦古论孟为胜,以澄汰论王为胜,二家未可轩轾。”乔亿在这段文中所点名的“李西涯”与“竟陵”,所指分别为明代文学家李东阳和钟惺,而“新城先生”则为清初诗论家王士稹。此三人的“孟王优劣论”,基本上代表了明、清两朝部分批评家对孟浩然与王维诗歌所持的态度。这一文学批评事实的存在,使本来就十分热闹的唐诗批评,在继人们已知的“李杜优劣论”后,又更为热闹非凡、蔚为壮观了。故此,本文特对其略作审视与观照,以期引起学界的注意与重视。 一 着眼于唐诗批评史的角度,可知苏轼是“孟王优劣论”的始作俑者。苏轼所持“孟王优劣论”的核心,若借用前引乔亿《剑?说诗》中的话来说,就是“孟不及王”。苏轼的“孟不及王”说主要是着眼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的,其一即“正”的方面是对王维诗的高度称颂,其二即“反”的方面为对孟浩然诗进行有意责贬。对于前者,《东坡题跋》记载苏轼所言“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评语,即为其例。王维多才多艺,既工诗文,又擅长书画,而 苏轼亦如是,故其对王维的诗画乃特别钟爱,而因才有“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云云。苏轼瞧不起孟浩然的诗,现存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一段记载乃可为证:“子瞻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苏轼的这一责贬孟诗之语,曾为明、清两朝的多种诗话类著作全文引录,影响甚大。 说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本屑正确,但孟浩然的诗中同样也有画,苏轼却只字未及。这是否为苏轼有意而为,不得而知,孟集中如《裴司士员司户见寻》,《秋登万山寄张五》、《题融公兰若》、《过故人 庄》、《春中喜王九相寻》、《夏日南亭怀辛大}、《闲园怀苏子》、《题大禹寺义公掸房》等作,便均具有“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如《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一诗中的“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就堪可与王维《山居秋瞑》中的“明月松山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并读。所以,清代诗论家贺贻孙在其所著(诗筏》中说:”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气,似超王而上。”在贺贻孙看来, 孟浩然的涛歌不仅具有“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而且在景物描写的形、神方面,还“超王而上”,即比王维还要略胜一筹。 苏轼责贬孟浩然的诗歌,如上引录《后山诗话》中的文字之所言,主要是指他认为孟诗存在着“才短”与“无材料”的弊瑞。苏轼在这里所说的“才短”和“无材料”,其实是一对因果关系,即其指的是宋人籍之以写诗的才学。以“才学”或“学力’’写诗,是宋代文学家表现在诗歌艺术实践方面的一大特点,对此,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已有记载:“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苏轼则是宋人以“才学”写诗的一位代表人 物,所以“才学”便成为了他品评孟浩然诗歌的—种标准。苏轼的“才学”说,对其后的严羽《沧浪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王世贞《艺苑言》、胡应麟《诗薮》,以及张文荪《唐贤清雅集》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涛话或诗选的作者,与苏轼一道,共同对孟浩然诗歌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指责。 而其中,又尤以清代批评家叶燮的《原诗》最具代表性。该书在论及孟浩然待时说:“孟浩然诸体,似乎澹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墨气部无。 苏轼谓‘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诚为知言。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并指出:孟则大不如王矣。”其抑孟如此。 尽管苏轼的“才学”说代有继人,但却遭到了不少批评家的质疑与辨驳,如清季薛雪的《一瓢诗话》即为其一。是书于卷八十五有云:前人论诗,往往有作践古人处。……又谓‘孟浩然似乎澹远。无缥渺幽深思致。东坡谓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诚为知音。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此是过信眉山(苏轼)之说,作践襄阳 (孟浩然)浯也。假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亦冲口而出者所能道哉?”而游国思等人在所编《中国文学史》中则明确指出:苏轼“所说‘才’和‘材料’,主要是指才学,指在诗中博采成语典故。这严格说,并不能成为孟浩然的缺点。”这是很公允的批评。这一评价所表明的是,苏轼的“才学”说,是不能用来作为 其所持“孟不及王”的依据的。 二 认为“孟不及王”者,除了以上所举苏轼、严羽、陈师道、张戒、王世贞、胡应麟、叶燮、张文荪等人所持之“才学”说外,在明清时期,还有“浅薄”与“浅俗’,说一派。持此说者人数亦甚众。所谓“浅薄”、‘‘浅俗”,是指孟浩然的诗歌缺乏学养,并较为,“俗”气。其实这种说法与苏轼的”才学”说,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持说的关键所在,都是谓孟诗无“才”。所以,“浅薄”“浅俗”说与“才学”说,二者所指实一。只不过“浅薄”说在语言上更为刻薄与显露而已。 指责孟浩然诗歌有“浅薄”之弊端者,为明代著名文学家钟惺在《唐诗归》中所首倡。钟惺字伯敬,号退谷,今湖北天门人,竟陵派的创始人,以与同邑谭元春选编《古诗归》与《唐诗归》而闻名归时。《唐诗归》卷十“盛唐五•孟浩然”下有钟惺批语云:“浩然诗当于清浅中寻其静远之趣,岂可故作清态,饰其寒窘,为不读书不深恩人便门?若右丞诗,虽欲窃其似以自文不可得矣,此王、孟之别也。”并于《早发渔浦潭》…诗批道:“浩然诗常为浅薄—路人藏拙,当于此等处着眼。”既说孟诗”寒窘”,又言其”为浅薄一路人藏拙”.钟悍对孟浩然诗歌的不满意,已是溢于言表。竞陵派论诗,强调抒写性灵,并认为公安派作品为“鄙俚轻率”,意欲别出手眼,因而另立“幽深孤峭”以为宗。钟惺生性孤傲,并长期在“幽深孤峭”与怪字、险韵等能显示其学习的创作中进行艺术实践,故其自然认为质朴谈雅的孟浩然诗为“浅薄”。钟惺的这种认识,显然是对孟浩然诗歌的一种不公正评价,故其曾遭到当时与后世诸多诗论家的批评与反对。如清代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卷一中说就曾指出:“钟伯敬‘孟襄阳之诗多为浅薄者藏拙’,此语令人悚然。其实浅薄也。”潘德舆在这里所说的“万万不能为孟襄阳诗也”,不仅是对持“浅薄”说者的当头棒唱,而且也是对自然淡雅的孟浩然诗风的一种最好肯定。不独如此,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卷八中,还针对苏轼的“才学”说与严羽的”妙悟’’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严沧浪云‘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涛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然则盛唐惟孟襄阳乃可•—味妙悟目之。然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新,始知江湖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盲目之。则渭襄阳诗都屑悟到,不关学 力,亦微误耳。”而有意思的是,被潘德舆在这段文字中称赞的孟浩然的“东旭早光芒”云云,正是被钟惺目为“浅薄”例文的<早发渔浦潭》。同样一首诗,仲惺认为是“浅薄”,潘德舆则认为是“精力浑健”,评论如此悬殊,实属唐诗批评史上的一桩怪事。按此诗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先以开首四句写诗人早发渔浦潭时的听觉,继以中间六句写沿途所见之视觉,最后用“舟行自无闷,况值晴景豁”两句,总写作者此次舟行早发的感觉,全诗以流走的笔调尽情地描摹了 江南山水景象的动态美,既令人赏心悦目,又极富情趣,确屑“精力浑健”之作,无丝毫“浅薄”可言。 “浅俗”说为王士棋在(渔洋诗话》卷上中提出。其云:“汪纯翁(琬)问余:‘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答曰:‘孟诗味之不能免俗耳’。”此记载又见作者《带经堂涛话•晶藻类)。王士?,字贻上,号阮亭,又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是清初继钱搛益、吴伟业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家。他论诗重神韵,并因受唐代诗人司空图(二十四诗晶》的影响,而主张”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王士棋的“浅俗” 说,曾为有清一代诸多诗话著作所接受,如秦朝舒?《消寒诗话》还曾将其全文引录。孟浩然诗歌为什么“俗”,其“俗”的具体内容为何?对此,王士稹在《渔羊诗话》中并无只字言及,倒是晚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引纪文达之语,道出了其中的“真谛”:王能厚,而孟则未免浅俗,所以孟不及王也。“纪文达认为,孟浩然诗不能如王维诗那样“厚”,所以才“浅俗”。纪文达何许人也,因资料所限,难以获知其生平,但其以“厚”“薄”为标准去品评王、孟诗烷劣的举措,则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一则王维诗是否“厚”、孟浩然诗是否“薄”尚需进行具体讨论,二则纪文达也没有就其”厚”“薄”说提出具体标准,因此,令人难以适从。 这里需加指出的是,对于王士槟在《渔洋诗话》中所说的孟诗之”俗”,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孟集中,那些表现(作者)仕进人世心意的篇章”云云,其实是一种错误。而导致这种错误的产生,则是持说者未能就唐诗中的此类作品进行通读的结果。这是因为,仅在孟浩然生活的盛唐时期,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大批诗人,就都曾创作过数以十计的表现作者“仕进人世心意”的诗篇,其中,又尤以李白与杜甫最为典型,但自唐迄今,谁也不曾批评李杜二人以及高适等诗人的诗歌有“俗”气。而事实上,孟浩然与李白、杜甫等人集中的那些“表现仕进入世心意的篇章”,所体现的乃是盛唐气象在他们身上的一种文学反映。 三 “孟王魄劣论”的另一面,是兴起于宋、明时期的“王不及孟”说。对于宋人倡说“王不及孟”者,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八略有记载,其云:开元天宝之际,孟浩然诗名籍世,一游长安,王维烦盖延誉,然官卒不显,何哉?或渭维见其胜已,不肯荐于天子,故浩然别维诗云:‘当路宁相假,知音世所稀’。”这一记载虽不可信,但其中的“或渭维见其胜已”云云,却是颇值注意的,因为它表明在葛立方撰.蓄《韵语阳秋》的南宋之前,已有人在倡“”王不及孟”说,此人勾谁?从葛立方用“或渭”:字以代者,可知他只是听晓而并不清楚,虽然如此,但由此传出的“王不及孟”的信息,在“孟王优劣沦”中却是不无认识价值的。 当历史进入到朱明时期,台阁派人物李东阳正式提出了“王不及孟”说。李东阳宇西涯,今湖南茶陵人,为茶诗诗派的领袖人物。李东阳论涛宗法杜甫,主要从法度、音调着眼,撰有《麓堂诗话}等著作。在《麓堂诗话》中李东阳认为:”唐诗李,灶外,王摩诘、孟浩然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桔瘠之病。由此言之,孟为尤胜。”这就是上举清人乔亿在{剑凳说诗》中所记载的“李西涯谓王不及孟”的具体内容。 李东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王维的诗风调园润,较为丽缛:虽多有修饰,但能适可而止;而孟浩然的诗则质朴淡雅,纯出自然,了无修饰,因此,孟诗较王诗为胜。李东阳的这一评价,虽然较为简略,但基本上是抓住了孟浩然与王维各自诗歌的特点的。一般而言。孟浩然与王维的诗歌于自然浑成之外都是有“丽”的一面,对此,前人已多所言之。如清人牟顾相纠、懈草堂杂论诗》有云:“浩然清词丽句,有小谢之意”;而吕夔(王右丞集序》则有“诸词清婉流丽”的记载。凡此种种,均可表明,“丽句”与“丽词”,乃为孟、工诗歌艺术中的一个共通点,但孟浩然诗中的“丽”,却又与王维诗中的“丽”有所区别,对于这一点,闻一多曾进行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他说:“一般论孟诗,往往只注意它的高雅古澹,而忽略了它的媚处,媚而不纤巧,正是他高于王维的地方。”(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闻一多在这里所说的“媚”,实际上就是孟、王各自涛歌中的“丽”。在闻一多看来,孟浩然的虽然也不乏“丽”的成份,但其却“丽”得自然,且恰别好处,而王维诗中的“丽”,则给人以修饰的痕迹,即是说,闻一多认为,孟浩然诗纯任自然,不假雕饰,王维诗则因略施沿华,而辅孟一筹,所以,孟浩然“高于王维”。闻一多此论,实际上与李东阳的”孟为大胜”说是互为一致的,或者说是对其说的一种首肯与支持。 此外,李东阳所说的“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云云,表明孟浩然涛歌如上引<筱园诗话》载纪文达评王维诗之所言,亦是具有“厚”的特点的,如此,则其认为孟诗“未免浅俗”之说,也就成为了缘木而鱼。 清代持”王不及孟”说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撰著《养一斋诗话》的作者涌德舆。潘德舆字彦甫,号四农,今江苏淮安人。共论诗重质厚,强调诗的教化功能,诗学陶潜、杜甫,以古淡质朴见长,对乾嘉以来的袁枚诗派的诗风有所匡正。潘德舆祟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是对前人所持“孟不及王”说的依据进行辨驳,如其于(养一斋待话)卷一写道;“东坡渭襄阳诗‘韵高而才短,,非东坡不敢开此口。然东坡诗病,亦只一句,盖才高而韵短,与襄阳恰相反山。”这是对苏轼“才学”说的最有力批评。其于是书同卷还对钟惺的“浅薄”说进行了拮难,文已见上引,此不赘述。二是对孟诗的推崇即对孟诗进行了高度评价,如上引《养一斋诗话》卷八以“精力浑建,俯视一切”对(早发渔浦潭》的称道,以及在同书一卷中认为储光羲、柳宗元二人的诗均出于孟浩然之下等,即皆屑如此。薛雪也是一位推崇孟浩然其人其作的批评家,上引其(一瓢诗话》对苏轼“才学”说的批评,乃可见其端倪。此外,赞同“王不及孟”说者,还有贺贻孙等。清代持“孟不及王”说的代表人物则是撰著《原诗》的叶燮,其低毁孟浩然诗之文已如上引,兹不赘述。 四 在“孟王优劣论”的史的王国里,还有一种“排座次”的文学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孟浩然与王维虽然在生活经历、才情气质、艺术修养等方面均有着较大的区别,但他们在唐玄宗时期的长安城里却是一见如故,并结下了为后人称道的“忘形之交”的亲密情谊。而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孟浩然大王维12岁,本应“孟王”并称,但历代的诗评家与历史学家却均以“王孟”相称,度其原因,主要是因王维曾经作过正四晶的尚书右丞,而孟浩然则是寸禄未获。由于受这种以职位高低排座次的文化的影响,所以,自20世纪以来所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几乎无一不是将出生年份居后的王维放在孟浩然之前的,更有甚者,是有些在“前言”或“凡例”中,自称是以作家生年为依据进行次序排列作品的唐诗选本或作品鉴赏之类的工具书,于正文中却依然是王前孟后,并“王孟”并称,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 总体而言,孟浩然与王维,都是唐诗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艺术个性、文学成就、思想境界,甚至是审美情趣等,都可以研究、都可以比较的,但却不能强分高低,妄加轩轾,更不能以某人之短去比照某人之长的方式去进行优劣定位。比较是认识事物同异关系暴好的思维方法之——,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就是指比较能帮助人们更为准确地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但任何比较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且最忌讳的是以偏概全。就孟浩然与王维的比较而育,他们各有其艺术雅好,他们的思想感情与艺术实践等,也各不相同,然而,这些都是他们的特殊点与属于个性类的东西,而不是持•孟不及王”或“王不及孟”说的依据。更何况,有些持说者的依据不仅是片面的,而且 还是存在着争议的,如上引钟惺与潘德舆二人对孟浩然《早发渔浦潭》所作出的不同评价,即为其例。在钟惺看来,《早发渔浦潭》是孟诗中“浅薄”的代表,而潘德舆则认为,此诗是孟浩然的优秀作之一,认识上的如此不同,又何可认为“孟不及王”或“王不及孟”呢? 苏轼虽然以“才学”说开“孟王优劣论”之先河,但他曾针对“李杜优劣论”的评价,在《次韵张道安读杜诗》一诗中,用“扫地收于轨,争标看两艘”十字,将李白与杜甫比作同时代的两只“争标”的龙舟。这一比喻不仅新奇,而且贴切,故赢得了后世玉数批评家的赞美,而孟浩然与王维,亦正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