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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研究成果
《孟浩然的入京与下江东问题》——王辉斌
来源:湖北文理学院孟浩然网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5-01-07 01:05:37
孟浩然的入京与下江东问题 王辉斌 在孟浩然的生平中,入京与下江东(包括游吴越)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外事活动,因之研究者特多,以致使其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课题。据我陋见,最早涉及这一问题者,当首推陈贻 《孟浩然事迹考辨》(以下简称《考辩》)、李嘉言《孟浩然年谱略谱》(以下简称李《谱》)二文。其后,谭优学《孟浩然行止考实》(以下简称《谭文》),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以下简称傅考),陈铁民《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唐才子传校笺•孟浩然》(以下简称陈文),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 《孟浩然二次入京考》, 《孟浩然开元八年前后首次入京补考》(以下简称屈文),王从仁《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师”考辨》,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孟浩然生平续考》(Lx下简称王文),孙维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 《孟浩然三入长安考》(以下简称孙文),以及拙文《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考异》(署名靖华)、《孟浩然入京新考》、 《孟浩然年谱》等,均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对孟浩然入京与下江东问题的讨论。这些著述的结论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入京的次数与年代: 1、一次说。时间为开元十六年(《考辨》,王从仁文)。 2、两次说。此说又细分为四种:一说为首入在开元七年,二入在开元二’十三年(李《谱》),一说为首入在开元八年,二入在开元二十年冬或二十一年春(屈文),一说为首入在开元十一年,二入在开元十六年(拙文),一说为首入在开元十六午前(十三年至十五年间),二入在开元十六年(傅考),一说为开元十六年是其首入之时,二入则在开元二十年(谭文、陈文)。 3、三次说。此说亦有两种:一说首入在开元七年,二入在开元十一年,三入在开元二十或二十一年春(王文),一说为首入在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间,二入在开元十八年,三入m为开元二十一年左右(孙文)。 (二)下江东的次数与年代: 1、两次说。此说又有三种:一说首次在开元十三年前后,第二次在开元十八年(《考辨》、陈文),一说首次在开元十三年秋,第二次在开元十六年春(谭文),一说首次与谭文同,第二次在开元二十三年(王文)。 2、三次说。持此说者又有两种说法;一说首次在开元元年,第二次在开元十四年,第欠三为开元二十五年(李《谱》),一说为开元十三年夏是其首次,第二次则在开元:十一年秋,第三次为开元二十三年春(拙文)。 由上可见,孟浩然的入京与下江东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历史的实况究竟如何,以上诸家之说的哪一种说法又较为真实可靠?下面采用对各家持以立论的全部材料进行综合考察的方法,对孟浩然生平中的这两个问题予以重新讨论,以便从中窥出孰是孰非,利于参 亏。 一、关于入京问题 无可否认,随着二入与三入说的出现,一入说显然是过于保守了。在两入说的开元七年与八年之首入,开元二十年冬或二十一年,春与开元二十二年之二入说,其时间上虽略有差异,但所用材料则是大致相同的。如屈文的开元八年说即是建立在李《谱》开元七年说严举,《云姚云府山池》一诗上的。按姚崇卒于开元九年,固然正史有明载,但从是诗中的“相国也台", “轩车人已散”诸句可知,是诗的作年应在开元九年姚崇卒之后。换言之,是诗为孟浩然游姚崇故居时所作,非能证实其曾在开元七年或八年入京一次。对此,葛晓音《主 人九年盛唐文学研究综述》亦曾指出,若仅以《姚开府山池》一诗来作为孟浩然开元七年八年曾入京,其说发是很难成立的。固然,屈文的开元八年说亦曾举出了孟浩然的《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为佐证,但诗中的“为学三十载”并非指孟开元八年为“2-t4u岁左右,而是孟自述他自“学”之日到写是诗时已有“三十”春秋了。孟浩然开元八年三十二岁,若“三十载”指其年龄而言,岂不孟浩然之“学”乃始于他两岁之时?所以,王文指出屈文对是诗进行了曲解是很有见地的。但王文将是诗作为孟浩然开元十一年曾入京的证据.则又是极为错误的(详后),持开元九年前孟浩然曾入京说者的材料既如是,则其在是不曾入京也就甚明。 再看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的入京。是说为傅考首先提出,孙文力从之。此说所用的主要证据,便是被屈文证以开元八年入京说的《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傅考认为,诗题中的以“袁左丞”, “贺侍郎”二人,据《元和姓纂》卷四、《旧唐书•张个龄传》,《唐会要》卷六十六等材料, “贺侍郎”为贺知章,“袁左丞”应为袁仁敬。而贺知章任持郎在开元十三,十四年前后,袁仁敬为左丞亦当在此期间,因而推断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前并无所谓“袁丞相”其人。对于傅考,屈文《孟浩然首次入京考》进行了力辨,认为:“就现有材料,傅文断言浩然诗中的贺,袁即贺知章与袁仁敬,进而断言诗作挺开元十三——十五年,很难服人,”又认为: “傅文的论点与孟集本身相矛盾。……尤其是《自洛之越》诗,即依傅文所论,假定浩然开元十五年吟《秦中苦雨》诗后,当即去京之洛,又去洛,已是三十九岁,俞不可称‘三十’了。”屈文分别从四个方面与傅文商榷后,最后认为,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入京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傅考的结论不能成立,除了屈文所辨驳的内容外,关键之处还在于其未能与“秦中苦雨”四字联系起来考察而致误。屈文虽力辨傅考,但也未能注视这四字。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中的“秦中苦雨”,不仅表明孟浩然是诗写于长安,而且还写于长安的“久雨”之年。谭文、王文(指《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分别据《通鉴,唐纪》、《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一年秋长安曾下了一场成灾久雨的事实,认为是诗的作年即在是年,从而证实这一年的秋天孟浩然尚在长安,是很具说服力的。但遗憾的是,二文又都以这一考订成果为据,将王土源《孟浩然集序》、《新唐书‘孟浩然传》所载韩朝宗曾荐孟入朝结合于一起,认为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一年曾到过一次长安,则不的(详后)。 孟浩然开元十一年曾到过一次长安,为王达津《孟浩然生平续考》首次提出。然而,王文是说又存在着这样两个问题: (1)“孟浩然第二次入京,似在开元十一年”的“似”字表明王文对是说并不肯定,而且其所持开元七年的首次晋京说既非,则定是次为第二次说即为不确。 (2)王文的主要证据为《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认为其中“苦学三十载“指孟浩然届时为三十七岁,而孟之三十七岁正为开元十一年。 “苦学三十载”是否就指孟开元二十一年时三十七岁,王文所论仅为推测之辞,毫无根据,此为其一。其二,作者在《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一文中,据《1日唐书•玄宗纪》,将是诗系于开元二十一年,本届正确,而此文为创三次入京说,不惜用推测之辞来推翻诗史互印的结论,委实是削弱了文章的学术性的, 按开元十一年孟浩然确曾入京一次,其原因乃为张说推荐故,对此,《唐诗纪事》有记载: “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按张说在贬岳州期间与孟浩然过从甚密,且其平生又喜延引后进,开元十一年以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大权在握。谭文据此即认为《纪事》所载可以信从,甚是。但是,谭文却据此而将两《唐书•孟浩然传》“年四十游京城”结合一处,遂认为张说之荐乃在开元十六年,而是年孟入京的证据便是那首《赴京途中遇雪》诗,则误。检两《唐书•玄宗纪》,《通鉴•唐纪》及《唐会要》诸材料,知开元十六年的春、冬均无雪,则孟浩然的“途中遇雪”与“赴京”不在是年可知。又据上述材料,知开元五年至开元二十四年的二十年中,长安地区只在开元十一年冬十一月下过一场大雪。 《旧唐书•玄宗纪》云: “是年冬,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余。”而《赴京途中遇雪》的第一句就是“迢递秦京道”,接着才是“积雪满山川”,可见,孟浩然此行之遇雪,乃在秦京一带。又这诗一作《赴命途中逢雪》,题意更为显豁。拙作《孟浩然入京新考》,《孟浩然年谱》订孟浩然开元十一年首次晋京者,即以此为主要证据。而《考辨》,谭文、陈文,屈文、王文等,或将是诗系于开元十六年,或将是诗系于开元十八年,均不的。又孟集中有《长安早春》,开首云: “雪近青山树。”与《赴京途中遇雪》的时令正相同,则其作年为开元十二年的春可知, 《考辨》等系于开元十七年春者,亦不的。 开元十六年孟浩然曾入京,这不仅有两《唐书•孟浩然传》,《郡斋读书志》, 《唐才子传》的明确记载,而且陈文,王从仁文等还对此进行了新的考察,以证其不诬。但王从仁 文认为除开元十六年外,关于孟浩然晋京的“其他说法不可以”的结论,也过于武断。 孟浩然开元二十一年入京(包括开元二十年冬或二十一年春),首倡者为谭文,其后,王文,陈文、屈文,孙文等,均从之不疑。而李《谱》的开元二十三年说,所用材料也与是年入京说基本相同。持是说者的主要证据为: (1)《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2)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与《新唐书•孟浩然传》。为讨论方便,先从第二证据说起。据这两起材料,知韩朝宗荐孟确属事实,但却存在着两个问题; (1)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言孟浩然“毕席不赴”的地点在长安,而《新唐书•孟浩然传》则载作襄阳,故李《谱》又 认为,从“…—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电。”这一段文字看来, “似谓浩然未如约赴京。”(2)韩朝宗牧襄,乃为山南东道采访使而非山南道采访使,这在张九龄的《贬 韩朝宗洪州刺史制》中有明确记载。考《旧唐书•地理志》一云: “贞观十年,……分为十 道。……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按山,南道为十道之区划,山南 东道为十五道之区划,韩朝宗所任既为山南东道采访使,那么,其牧襄就必在开元二十一年无疑。即以韩开元二十一年春到任襄阳论之,其荐孟必在此之稍后,而孟此次又如王《序》 所言“毕席不赴”的地点在长安,那么,其何得在长安脚根尚未站稳就急于写《秦中苦雨思 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表述自己准备还襄阳呢9可见,从时间的角度考察, 《秦中苦雨思归》是不能用来证实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一年曾入京一次的,更何况如前所述, 《新唐书•孟浩然传》所载“毕席不赴”的地点在襄阳而不是长安。至于持是年说者将《赴京途中遇雪》作为此行的佐证,就更不待辨了,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开元二十年、二十一年抑或二十三年,长安地区根本无雪。又陈文认为,孟集中有《题李十四庆兼赠綦毋校书》诗,开元十七年孟浩然还乡经洛阳时,潜尚未任校书郎,“故此诗应是浩然又一次自京归乡经洛阳时所作”。按陈文认为孟浩然开元十七年冬自京还襄说为误,前已辩之,此不赘述。其以《赠綦毋校书》 作证者,亦属不的,盖其因不明开元二十一年秋孟浩然尚在长安之故也。另屈文为证实韩朝宗荐孟成行,又认可《秦中苦雨思归》诗的作年为开元二十一年秋,于是,采用缓解时间的办 法,认为韩朝宗牧襄的时间在开元十九年九月后,其荐孟在开元二十年冬。屈文此说,实乃将韩朝宗所任采访使之山南道与山南东道未分而致误,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固然作“山 南道”,实乃山南东道的省称,而非确指开元二十一年重新划分十五道之前的十道区划之山 南道,对此,王维{韩朝宗墓志铭》,《新唐书•韩朝宗传》,以及前所举之张九龄《贬韩 朝宗洪州刺史制》等,均可证之。 二,关于下江东问题 李《谱》之所以系孟浩然首次下江东的时间为开元元年,根据是:“子容本年进士及第,为乐城令,有乐城岁日赠孟浩然诗, ‘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明年甲寅,是本年冬浩然已至乐城。本集《晚春卧病寄张八》云; ‘念我平生好,江乡远从政……遥情每东注,奔晷复西驰。’当是本年春在襄阳未赴乐城时所作。”按李《谱》是说乃误,盖因未明张于容生平之所致。考徐松《登科记考》引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无名)墓志铭》,张子容进士及第在先天元年而非开元元年,此为其一。其二,张子容为乐城尉(《谱》作令,误)。非为及第后所授,这有张子容的《贬乐城尉作》一诗可证。又,孟浩然有《除夕夜乐缄张少府作》一诗亦可证之。是诗有云: “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乎生复能几,一别十余春。四句诗不仅可证张子容的乐城尉因贬而任之,而且((一别十余春"五字表明,张子容自先元年京应试至写是诗之年时,其间已有十余年之隔,则张之尉乐城与孟子首次游吴越皆非在开元元年已十分清楚。 李《谱》的开元十四年秋二游吴越说,与《考辩》、谭文、陈文的十三年秋,以及拙文的十三年夏,虽在时间上略有差异,但其论证所用的材料则全误。如举孟浩然之《除夕夜乐城张少府作》中之“一别十余春”后,说: “浩然自开元元年赴乐城访子容,至本年恰为十年。”按:据《唐才子传校笺•张子容》可知,张子容及第后所授职为晋陵尉,其贬乐城尉 即由是任而至。李《谱》因不知张子容仕历,竟错误地认为张子容在乐城为尉十年。《考辩》 等的开元十三年秋说,从时间上是可从的,但其认为此行的吴越之游乃始程于洛阳,即认为孟集中的《自洛之越》为此行的产物则不的。具体理由有下列两点: , (1)持是说者的主要证据为《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一诗。是诗云, “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以后两句相计,知孟浩然此行在越逗留 三个年头。但诗的第一句是明言他此行前乃到过一次长安的,而《考辩》等均认为孟浩然首入长安是在开元十六年,则孟之“自洛之越”非在开元十三年前后即已见出一斑。但孟浩然 的此行“久滞越中”又确在开元十六年晋京之前,这可与他开元十六年入京后所写《题终南山翠微寺空上人房》一诗互为印证。诗云: “缅怀赤城标,更忆临海峤。"赤城标与临海峤俱剡中名胜,而这诗又写于终南山,表明他在开元十六年前是到过了一次吴越的。这就是说,《题终南山翠微寺》与《久滞越中》二诗所提供的孟浩然开元十六年的行踪为:长安——越剡——长安。按孟浩然开元十三年前后游吴越之前的入京,如前所考又只有开元十一年的那一 次,那么,“未能忘魏阙”所指为是次入京也就可以遽断了。按孟浩然这一次离长安后并非“自洛之越”,而是经洛阳而回到了故里襄阳。前弓I其《长安早春》云: “雪近青山树。”又《行至汝坟寄卢征君》云: “洛川方罢雪,嵩嶂有残云,”《和张二自穰县还途中遇雪》云: “风吹沙海雪,来作柳园春。”《途次望乡》云: “雪深迷郢路,云暗失阳台。"诗中的地名联缀起来,便为:长安——洛川——汝坟(今河南叶县西北)一一穰县(邓州州治)——襄阳,而《和张二自穰县还途中遇雪》中的“柳园春”又与《长安早春》在时令上甚为一致。上述诸诗表明,孟浩然在开元十一年冬奉召晋京后,于翌年宥梢即已返襄,何曾有“自洛之越”之举呢?但屈文将《行至汝坟寄卢征君》、《和张二自穰县还途中遇雪》二诗系作开元二十二年岁暮去洛返襄之际,以此证其开元二十年冬或二十一年春孟浩然因韩朝宗之荐未曾入京,实则未明开元二十二年冬无雪而致误。 (2)孟浩然开元十三年在襄阳o 《新唐书•韩思复传》云: “开元初,……复为襄州刺史,……卒,……故吏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