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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研究成果
《收获在文学与学术之间》——王辉斌
来源:湖北文理学院孟浩然网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5-01-07 01:08:52
收获在学术与文学之间 ——写在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孟浩然》出版之际 王辉斌 将历史人物特别是古代文学家作为人物传记的描写对象,自 “西学东渐”以来,即成为了中国传记作家们的一种首选,并使之成为了一种创作风气。在这种创作风气的引领下,不仅使传统的人物传记如《史记•屈贾列传》等在形式、内容、体例等方面为之一变,而且还推出了一大批融学术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新式人物传记。其中如王健强《屈原传》、张作耀《曹操传》、杜景华《陶渊明传》、林家骊《沈约传》、王水照《欧阳修传》、林语堂《苏东坡传》、邓红梅《李清照新传》、朱东润《陆游传》、邓广铭《辛弃疾传》、林宗源《蒲松龄传》、陈汝衡《吴敬梓传》、周汝昌《曹雪芹传》等,即皆为这方面的一些代表作。而以唐代诗人为描写对象的人物传记创作,自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问世以来,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这从林继中《王维小传》、冯至《杜甫传》、安旗《李白传》、梁鉴江《柳宗元传》、陈新璋《韩愈传》、任见《白居易传》等书的先后出版,即可窥知一斑。至于那些 冠以“传论”、“叙论”、“评传”的传记著作,其晶类之多,数量之夥,就更是属于史无前例的。仅以诗人杜甫为例,同名为《杜甫评传》的著作就有三种,即金启华《杜甫评传》、陈贻掀《杜甫评传》、莫砺锋《杜甫评传》。所有这些,都使得传记文学的百花园更加姹紫嫣红,蔚为壮观。而湖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曹远超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孟浩然》一书,则为这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增添了又一抹亮色。 众所周知,孟浩然不仅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而且也是历代公认的“盛唐六诗人”之一(另外五人分别为王维、高适、岑参、李白、杜甫)。作为诗人,孟浩然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并开创了唐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第一,如是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合而为一并进行大力创作的第一人,是盛唐中期之前大力创作近体诗的第一人,是唐代最早以布衣身份被诏人京的第一位诗人(唐代只有两位诗人享此殊荣,另一位是对孟浩然崇敬有加的李白),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诗人的家乡赢得了巨大声誉,并使得孟浩然与其家乡之名互为关联,因而也就有了“孟襄阳”之称,且由唐代流传至今。而《孟浩然》一书的作者,正是基于对孟浩然及文学成就的景仰,前后用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完成了这部80余万言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此书不仅成为了千年孟浩然研究史上的一部篇幅甚大的著作,而且也是孟浩然研究在21世纪初学术而走向普及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无论从研究的角度以论,抑或于写作的角度而言,作者的精神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为迄今为止,已出版的以古代文学家为描写对象的各种各类的人物传记著作,其字数其篇幅,都是难以与《孟浩然》 一书相比的。而此,即构成了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孟浩然》一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以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结构,突破了人物传记以往用章节形式结构或类似于章节形式结构的藩篱。如上举朱东润《陆游传》、邓广铭《辛弃疾传》等19种传记,就都是采用的章节式的结构。《孟浩然》一书在结构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突破,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人物传记结构形式的反叛,而这种反叛,则可视之为是作者“初生牛犊不怕虎”精神表现在人物传记写作中的一种具体反映。正因此,全书即由整60回的篇幅组成,且其回目一律为八言句式的上下句结构,极为整齐划一,使之成为了一种形式美在篇目编排上的具体表现,如“孟浩然降生涧南园,唐中宗登基洛阳城”(第一回)、“韦皇后乱政祸东都,汉阳王遭贬到新州”(第七回)等等,其形式之新颖,规模之宏大,均为古今各类人物传记所没有。这种形式的结构,能使人油然而联想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长篇小说的篇目安排,从而增强了读者的可读欲。而60回的篇幅,以孟浩然享年52岁计,平均一岁一回有余,此则表明,《孟浩然》一书所涉及的内容是较为丰富的。综观全书,作者以孟浩然生活的武周末年(永昌元年,689年)至开元二十八 (740年)52年的时间为轴心,分别对武周末年的宫廷斗争,开元时期的盛世政治,长安城里的仕宦生活,地方官员的擢升贬谪,等等,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勾勒与描述,为读者把握孟浩然所生活的唐玄宗“开元盛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孟浩然》一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以相当多的篇幅,对传主孟浩然的家乡——山水“美会稽”的襄阳的自然风光进行了大量描写,为读者了解襄阳、认识襄阳提供了一份具有独特价值的宣传文本。襄阳地处汉水中游,自古就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人文荟萃,而坐落于四周的鹿门山、岘山、万山、隆中山等山,更为其增添了无限的灵气与秀色。所以,当孟浩然的诗友王维来到襄阳时,不仅写下了“襄阳好风日”的千古名句,而且还以充满禅意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十字,对“好风日”的襄阳自然景观进行了大笔勾勒。王维的《汉江临眺》一诗表明,孟浩然自己所说的“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并非为一种自我夸耀之辞,而是指襄阳确有其山其水。而《孟浩然》一书,则以介绍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为平台,对襄阳清幽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邃厚重的人文景观,均进行了大量宣扬。如第一回、第十一回、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三回对涧南园的描写,第二回、第四十三回对岘山的描写,第二十二回、第二十六回、第三十一回对鹿门山的描写,第六回对仲宣楼的描写,第十三回对汉皋台的描写,第三十二回对檀溪的描写,等等,即皆为其例。而且,作者在描写这些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时,大都采用散文的笔调,使之或清幽雅致,或淡雅秀美,或充满诗情画意,而令人引颈向往。还值注意的是,在《孟浩然》一书中,与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描写相配合的,是作者所引录的孟浩然数以十计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如第六回的《襄阳公宅饮》、第七回的《西山寻辛谔》、第八回的《登鹿门山怀古》、第十一回的《和贾主薄九日登岘山》、第十三回的《春初汉中漾舟》、第十四回的《岘潭作》、第二十六回的《与子登岘山》等,即皆为其例,而且所引录的这些诗,都属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作者于《孟浩然》一书中对这些诗的引录,不仅增强了对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描写性,而且还能使孟浩然的这些诗借助《孟浩然》一书的平台,得以更进一步的普及。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一部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孟浩然》一书存在着大量值得注 意的问题,如明显的小说化倾向即为其一。《孟浩然》一书中的小说化倾向,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其一是全书以描写性语言代替叙述性语言,从而削弱了历史人物传记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其二是人物的对话语言,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作支撑,完全属于作者的杜撰所致;其三是虚构性人物、虚构性故事、虚构性情节、虚构性环境等,太多太滥。仅就此三者而言,表明了作为长篇历史人物传记的《孟浩然》,与“尊重历史,尊重文献,尊重事实”的“三尊重”原则是相去甚远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长篇历史人物传记的《孟浩然》,全书却未能突出孟浩然对唐代诗歌繁荣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未能突出孟浩然在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具有千年文化积淀的孟浩然现象与孟浩然文化。这应该说是作为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孟浩然》一书的一个最大缺憾。因此,从严肃的学术意义而言,本书实为一部失败的历史人物传记。 有鉴于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所以我极希望《孟浩然》一书在再版时,能将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修改,以使《孟浩然》能成为一部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而不是小说化倾向明显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 2011年3月28日于古隆中求是斋